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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诗十九首是曹植写的吗

2019/12/07 来源:大庆信息港

导读

古诗十九首是曹植写的吗?王一娟对木斋先生进行了访谈。词起源于民间还是宫庭读书报:关于“词起源于民间”的说法流行了近百年,现在通行

古诗十九首是曹植写的吗?

王一娟对木斋先生进行了访谈。

词起源于民间还是宫庭

读书报:关于“词起源于民间”的说法流行了近百年,现在通行的文学史课本上也都是这么说的。你提出词来源于宫廷而非民间,对这1观点有多大掌控?初是怎样发现这个问题的?

木:思考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。一开始,当我跟随主流观点,诠释词体起源于民间、唐五代文人学习效法民间时,其中为需要解释的一个现象,就是所谓民间词的证据,就是敦煌词,特别是其中的《云谣集》,基本都是慢词长调,写得相当成熟。这里的问题就出现了,为什么词的起源萌生阶段,就有这么成熟的慢词长调,而中晚唐文人词,却要经历这么漫长的小令探索和练习,一直到柳永才大量采取慢词长调?

对此,我曾经发表论文《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》,认为“柳永体是对民间词的一次回归。慢词长调、铺叙手法和口语入词都源于民间词”。这就意味着柳永超越过文人词的小令写法,直接上承民间词。此文发表在《东方论坛》2005年第4期。2007年,参加了在广东举办的宋代文学会议,这次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对王国维所说“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”的命题。带着对“伶工”含义的思考,我背负着《通典》《通志》新旧《唐书·音乐志》《中国音乐史》等资料,开始了在三亚的浏览和思考。

正是在三亚的阅读中,我看明白了

,或说是想明白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词的起源,是从建安时期的清商乐,到齐梁陈的江南清乐艳曲

,再到盛唐对江南清乐回归,然后,鉴戒近体诗格律,从而终究构成曲词的艺术形式。

至于说我有多大的掌控,这是需要学术史来回答的。

读书报:傅璇琮先生这样评价你的词体演变史的写作:“木斋以写作论文的方式来写作词体史,又以文学史的规模和思路,来规范每一个局部问题的命题和内涵,从而将词体的个案研究与宋词史的总体走向有机地联系起来。这无疑是一个创新,一个突破,它或许可以成为由陈陈相因的摆设材料式的写作,向深入其里的学术性探索的文学史写作转型的标志。”对此,你怎么看?

木:傅先生过奖了。我认为这是对后辈的鼓励,但我也承认,傅先生提出“以写作论文的方式来写作词体史”这一命题还是非常准确的。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“流变史”系列,还是以文学史方式来写作文学史,到了2002年出版的《走出古典——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》,则实现了每章都是一篇独立的论文。这本书可以视为我两次不同文学史写作的转型枢纽,或说是中间环节,在写作方法上,实现了以论文形式写作书稿

,但还仅仅是论文的合集。1直到随后开始写作词体史,才真正找到了以写作论文方式来写作文学史的方式。一开始大概每年写作两三种词体,随后,逐步增加,构成以十四种词体构建的《宋词体演化史》。

这类方式由一开始的暗中摸索,到后来渐次构成基本的研究规律和写作规律,为后来的十九首研究和曲词发生史两大文学史疑案研究,奠定了方法论上的基础。

读书报:你认为词产生于宫廷,在《曲词发生史》中论证了李白词的真实性,认为李白是词体产生的奠基人。他的《菩萨蛮》中“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”正是李白借词体抒发个人情怀之作。目前的学术界对此有没有不同的看法?

木:固然有,主要有两种反对意见,其一,同意词乐并非燕乐,但依然主张词体起源发生于民间;其二,相反,同意李白是百代词曲之祖,但依然信守引发词体产生的是民间和燕乐。

读书报:你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有道理吗?

木:对李白词的真伪问题,一向就是两大派别,赞同和否定,其实不因为我的研究而变化

,依然是信奉其真者依然信奉,相信其伪者仍然信其伪。

当然,我并不认为反对意见有道理,李白词之真实,唐宋之人何尝质疑,明朝胡应麟首先质疑,但纯属个人“申其主观”,1直到胡适将李白词直接说成是一个“传说”,后来者才群起响应的。

学术史进入到现代之后,之所以民间说盛行,李白词伪作之说盛行,有着深刻的时期因素。帝国制度的消亡,客观上需要意识形态的配合,神话民间,成为时期的时髦思潮。同时,敦煌曲词的发现,更为之找到了所谓的证据。

古诗十九首是曹植写的吗

读书报:台湾着名学者陈怡良教授评价你的古诗十九首的系列文章是“开天辟地”,也有学者称为“石破天惊”。为何他们会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浏览感受?这样的反响在你发表文章之初料想到了吗?

木:发表文章之初,没有做这样的预想,也不敢想,只是在忐忑地等候着学术界的判决。在我发表处女作的时候,曾经有过这样的预期。1987年,得知我的篇学术论文《意境:物境、情境》在《学术月刊》发表后,非常激动,以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古往今来次提出的观点,一定会引发学术界的震动。那里想到,学术界博大深沉,并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篇文章。以后的漫长学术之旅中,我已对此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了。

十九首的文章发表后,也有一些同行不同意我的观点。有学者认为,汉乐府中有很多作品,也不知作者名字,怎样能说十九首就一定是建安十六年后的作品呢?于是我又研究汉乐府,研究来研究去,发现乐府中就没有民间乐府,所谓的民间乐府是当时政治情势的需要。我们的学术话语和学术思路都需要重构。词产生于民间的观点和民间乐府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。

读书报:据我所知,你的篇关于十九首的论文发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,学术界似乎没有任何反响。直到傅璇琮先生的文章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,陆续有学者对你表示了激赏。有学者认为,一些古诗十九首的专家,一直都是按照梁启超的“东汉说”来着书立说,现在你的新论动摇了这一说法,怎样讲和怎么写,一时堕入尴尬。质疑和否定你的观点,也并非易事。你对此怎样看?

木:学者们依照梁启超的“东汉说”来着书立说,这是一个学术史的现实,是无可奈何的选择,并不等于这些学者对此并无质疑,并没有疑惑。我个人写作这段诗歌史的时候,同样要依照“东汉”说这个既定的历史说法来诠释十九首,并且为之添砖加瓦,增添论证,这是一种情况。

另外一个方面,则是由于“东汉说”长达百年,历经许多大学者之阐发,由此也带来一些学者对此说的笃信不疑。我的“建安说”的阐发确切也和这些学者产生大的冲撞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不同观念、不同观点的学者,平心静气地坐下来,对十九首问题、词体起源等文学史千古疑案大问题,加以讨论,尊重事实,尊重历史,尊重对方,我想,这些问题有希望得以解决。

读书报:关于十九首的作者究竟是谁,一直众说纷纭。如有枚乘、傅毅等,历经千年而无解,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疑案。你如何肯定其中的部份作品是曹植?

木:在肯定了五言诗成立于建安以后,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“五言冠冕”的作者问题。在一个重视诗歌的国度,若有人写出如此的诗作而又失去作者姓名,只有两种可能:一种是作者本人由于某种不愿意被人知道的原因此自行删毁;另一种是当时的当权者不愿意其为人所知。对于曹植而言,这两种可能都成立。

读书报:于是你先论证曹植与甄后之间存在不为时人所理解的“隐情”,正是这一段刻骨铭心而又难以言说的情感促进了曹植的写作,然后将十九首中的9首作品与曹植的诗作进行分析比较,发现曹植诗作的基本句式和基本语汇均极为相似。

木:是这样。

读书报:你曾说过,对十九首的研究,起源于一次火车旅途中的浏览。十九首中的诗句让你想起了曹植。在你的研究中,常常有这样的灵感闪现吗?这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?

木:偶然产生于必定,必定借助于偶然的推动。我是一个重视思考的人,只有深度的思考,才能带来灵感的经常光顾。这是一个复杂的浏览——深思——浏览——研究的过程,难以三言两语说清。

读书报:举一个具体的例子?

木:譬如当下,我在海南度假,在研究或说是深度思考一个问题,那就是“体”的问题,我发现,五言诗从两汉到盛唐,大抵经历4种诗体。概括而言,五言诗自其发生以来,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:

1、两汉时期言志之五言诗,此为五言诗之种文体,其特点是 “起于《诗》《书》”承接或说是延续着“诗三百”的表达方式,不离言志,带有浓厚的散文文体特点,而非吟咏情性之五言诗也。

二、建安开始的五言诗,穷情写物,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即为意象式的写作方式。但在声律方面,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,即古诗的五言诗体阶段。古诗十九首等完全吻合第二个阶段的诗体特点。

三、齐梁时期,五言诗开始走上声律的道路并实现山水诗题材的定型化,是近体诗的个阶段。

4、初唐到盛唐,是近体诗的五言诗体完成阶段。至此,作为诗体意义上的五言诗体基本完成。中晚唐到苏黄时期,虽然仍有一些情势方面的的变化,已属于五言诗长河的流衍余绪。

读书报:你在《曲词发生史》一书中提到过词体,现在又说到了诗体。这个“体”是指什么?

木:体,是指经历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某种事物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,它既是在漫长岁月同形成,同时,也是判断某种事物是否属于此体此类的客观辨别标准。因此,当我们采用钟嵘所说的五言诗特点,以“穷情写物”来判别,就极为容易地将古诗十九首划入到建安以后的诗体。由于,建安之前的五言诗或说是两汉诗歌,没有任何1首具有这类本质属性。

再往下的思考,那就是既然汉魏二者不是同一种“体”,为何古人反复说“汉魏五言”呢?

思考以后再去浏览,发现古人凡说汉魏5言,必说十九首、苏李诗、曹植诗。换言之,十九首代表汉,曹植代表魏,这是由于古人还未能认知到,十九首并非汉朝作品,十九首、曹植五言诗,一而二,二而一,实为一体。

读书报:还是引用傅璇琮先生的话:“木斋的这一研究,并没有提供给学术界新的所谓“铁证”式的材料,木斋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大作,主要是使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,从而对古诗十九首连同五言诗的演变进程,给予了全新的解读,并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。”你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?

木: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,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。首先,关于所谓“铁证”,这是学术界普遍采用的话语。但在我看来,世间的证据,并无离开主观判断的纯客观证据。譬如《玉台新咏》白纸黑字,写明十九首是枚乘、苏武李陵等作,但自梁启超以来,已罕有学者再相信“西汉说”的观点了。白纸黑字也可以造假。所以,更加可信的,是内证的方法。当然,这要有一个个扎实的外围证据,构成一个历史的逻辑的链条。

关于铁证问题,若是思想观念有问题,囿于成说,往往就会一叶障目,不识泰山,铁证就在眼前,也不能辨识。比如,“弹筝奋逸响,新声好入神”句,虞世南《书钞》百十已经分明记载,此两句为曹植诗句的断句,缪钺先生说:“‘弹筝奋逸响,新声妙入神’”二句,在《古诗十九首》‘今日良宴会’篇中,《北堂书钞·乐部·筝》中引为曹植作,当别有所据。故《古诗》中是不是杂有曹植之作,虽难一一确考,然就上引两事观之,可见昔人视曹植诗与《古诗》极近似。”

读书报:你的这一解释,的确有让人恍然大悟之感。

木:这是在资料方面的一叶障目。而曹植诗作当中,有大量的诗作几近就是十九首的翻版。比如《明月照高楼》和《西北有高楼》,两者笔法相同,语句相似,语汇类似,古今学者对此只能解释为曹植采取十九首的典故。但是,以曹植之才华,何以重复采用十九首之成句如此之多?又有何人能举出例证,证明曹植是使用典故,而非一个诗人的习惯性表达呢?

读书报:你在论证曹植和甄氏的“隐情”方面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《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》这部专着的第十二章中,先确认甄后之死的不合常理,第二论证曹植同时获罪,第三论证曹植母亲卞太后及曹丕之子曹叡,均不肯谅解曹植,第四说明曹植一生除甄氏外,并没有爱恋过其他女性。第五,从作品及史料入手,分析十九首的写作背景及与曹植甄氏行踪的关系,读后让人不能不认同你的论证,或少也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曹甄二人与诗作的关系。这是之前的研究者很少使用的方法。

木:说到研究方法,我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,是在漫长岁月中慢慢摸索出来的。

我的方法论,实际上是从梁启超以来学术史渐次积淀而来,梁启超、罗根泽、马雍等学术大家,都给了我很多启发。马雍在《苏李诗制作时期考》中说,从1904年中国有本中国文学史起,至四十年后的马雍时期,此类文学史着作大约有70多种。但“大都尚囿于文苑传之范畴……上之略得知人论世之旨,下之惟摘举集部一二名篇,系文苑列传,依次排比,略施品藻而已。吾人理想中之文学史,必以严格之文体演化史为之基,而以吾民族内心发展之说明为其鹄,于以测定未来,知所宜适。”马雍所说,深得我心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就有一个写作中国诗歌演化史的想法。长时期写作演变史,必定养成对不同时期、乃至相近或相同时期不同诗人之间演变的诸多因素的敏感把握。将汉魏五言诗人放到历史的链条上考索,所谓古诗等问题,几乎是无可逃遁地原形毕现了。

而近关于五言诗四体的思考,不过是长时期具体作品研究以后必然的理论总结。从作品出发,也就是从原典动身,而不是从前人的观点动身,这是我的基本原则。

读书报:十九首中有“行行重行行,与君生别离”句,这也可以理解为十九首作者与诗作的千年分离。这种分离对作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痛苦。曹植若有知,也当感谢你的求索之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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